中国式婚姻里，一个女人无爱的60年
采访、撰文 | 灯灯
这两年，总有年轻记者问杨本芬：奶奶，婚姻幸不幸福，到底靠什么呢？
“靠运气。”这是她活到80岁，结婚60年得来的答案，“你看也看不出，谈恋爱也谈不出，就是靠运气”。
刚刚过去的“三八妇女节”，杨本芬迎来了自己的82岁生日。
这天，她早早地起床，洗漱穿衣。墨绿色的棉服平整熨帖，棕褐色的短发纹丝不乱，衬得她的苹果脸愈发白净。钟点工煮好了面条，她慢慢走到餐桌边坐下，心中有一丝平静的喜悦——今天膝盖没怎么痛。
大约四年前，杨本芬的半月板动了微创手术，不幸遇上庸医。术后，绵延不绝的疼痛笼罩了她的生活，“躺着痛，坐着痛，站着痛，走也痛”。她痛到整夜失眠，只有服下安眠药才能勉强睡着。原本就小的活动范围更小了，去小区里晒晒太阳、遛遛狗都成了奢侈。大部分时候，她从早到晚都在屋子里度过。
多年来，杨本芬和丈夫章医生、博美犬毛毛住在南昌市青云谱区的一个老小区。
章医生快90岁了，有糖尿病，行动和思维都已很迟缓，需要人寸步不离地照护。原本，这些工作都由杨本芬亲力亲为——老爷子用惯了她，她总不放心别人来做。如今膝盖坏了，孩子们请来相熟的老乡做护工，再三劝她休息，她才终于舍得把自己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。
吃完早饭，护工陪章医生出门散步，杨本芬半躺在她的专属沙发上，拧亮台灯，开始用iPad写作。
2020年，因为一本名为《秋园》的砖红色小书，已至耄耋之年的杨本芬突然多了一个新身份，作家。
《秋园》出版两年，加印14次，销量8万册，在当下的出版业属于相当亮眼的成绩。但她一辈子谦卑，总觉得自己担不起“作家”这个名号。别人喊她“大作家”，她羞得连连摆手，“哪里咯，我就是一个老太太”。
《秋园》是她60来岁写下的故事，关于母亲梁秋芳的一生。
母亲去世时，杨本芬也做了外婆，正在南京帮二女儿章红带孩子。消息传来，她悲痛欲绝，转念意识到，“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，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，妈妈这一生经历过的艰辛困苦，也不会再有人记得”。
于是，在女儿家四平米的狭小厨房里，杨本芬开始写作。抽油烟机轰鸣着，灶头炖着肉，她坐在一张矮凳上，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手写妈妈的一生。
往事历历在目，文字如开了闸的水一般流淌在纸面上。一篇文章她习惯写上七八遍，是修改，也是发泄。稿纸积了厚厚一摞，足足有八公斤，被眼泪浸得皱巴巴的。
前半生为了生存，杨本芬做过许多活计，种田、切草药、当工人、做汽车零配件生意……都和文学无关。晚年初尝写作的乐趣，她食髓知味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写完妈妈的故事，又接着写哥哥、弟弟、乡间邻里的故事。从来不存在写不出来的情况，用她的话来讲，“心里满了，就从口中溢出”。
上个月，她出版了第三本书，《我本芬芳》，讲她的婚姻生活。书名是出版社的编辑起的，融进了她的名字，读起来也有力量，大家都认为很合适。只有她觉得太张扬，说不出口，“好像在夸耀自己一样的”，每每提起，仍只愿说“我的第三本书”。
故事的主体部分10年前就写完了，最早叫《女人生涯》。那年她70岁，刚刚学会打字，花500块买了一台二手台式电脑，每天坐在电脑前写“惠才”和“吕医生”的婚姻故事。
她从没想过要出书，写作只是为了解答内心的疑惑：这六十年的婚姻——大家眼中的钻石婚——的确也是固若金汤的婚姻，为什么她和他都没能获得幸福？
杨本芬和丈夫结婚60年，抚育了三个孩子。章家的三个孩子全都考上了大学，在八十年代的边远县城，是极其罕见的事。如今儿女事业有成，孙辈们也在海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从外人的角度看，这称得上是一个幸福的模范家庭。
但杨本芬确信，这段“钻石婚”的本质是一个悲剧。她在书里写：“她有她的伤痛，他有他的伤痛。悲惨孤独的人更宜相爱，他们本该相爱的。但现在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”
《我本芬芳》的开头，20岁的惠才在朋友家中第一次见到吕医生，“这青年单瘦，中等个头，上穿米色暗格纺绸衬衣，下着藏青色东风呢长裤，显得很是飘逸潇洒”。
那是1960年，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。为了活命，杨本芬不得不和母亲、兄弟分开，孤身一人离开湖南老家，在江西一座县城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半工半读。
经过同乡介绍，杨本芬认识了五官清俊、衣着得体的章医生。初识不久，章医生便向她坦白，自己的家庭成分是地主。
当时，出身不好是人人忌讳的话题，不兴与外人说。她心里头一下子跟他亲近了，因为她也吃尽了成分不好的苦，“我们同病相怜，以为他会对我好”。
懵懂的爱意确实存在，但结婚更像是个没有选择的选择。由于父亲是旧官吏，还有不到三个月就要毕业时，杨本芬突然被学校下放了。摆在她面前的只剩两条路：回农村种地，继续从前一眼望不到头的苦日子；留在县城里，和章医生结婚。
杨本芬选择了后者。她渴望上学，想过吃得饱饭的正常生活，而章医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还提出愿意送她去读书。
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一样，杨本芬还没来得及想清楚结婚是怎么回事，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入婚姻，和一个只见过几面的男人结为夫妻。
关于丈夫的一切，她是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，如解谜一般，慢慢摸索来的：原来，他比她大7岁；原来，他有肺结核，不能干重活；原来，他是一个对外人热情，对妻子冷漠的人。
书里记录了许多令她至今想起都十分伤心的往事：
刚结婚时，吕仍习惯于单身生活，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他的工作、同事。每周日只在晚饭后才回家坐上一回儿。惠才一个人住在阴森森的土房子里，半夜被楼顶成群的老鼠吓得直哭。她央求吕留下，吕却只扔下一句，“不要疑神疑鬼”，又回医院了。
不久，惠才怀上大女儿，肚子大到弯不下腰。她请吕帮自己倒脚盆，吕不肯，理由是“自己的事自己处理，不要搞得娇生惯养”。同样的话，在惠才刚生完大女儿的头一夜，吕又说了一遍。
还有一次，惠才独自回乡看望公婆，公婆塞给她两只大白鸡。谁曾想，不到一周，白鸡被人偷了，吕整整两个月阴沉着脸，任惠才如何哭着求他原谅都一言不发。多年后她才知道，吕当年认定她把白鸡偷偷卖了，换钱给了娘家。
……
丈夫的冷漠和不近人情让杨本芬感到难以置信。她从小见证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，“爸爸比妈妈大17岁，总把妈妈当小妹妹看待，很体贴妈妈”。日子再苦，父母之间也总有绵绵的情意，“妈妈叫梁秋芳嘛，爸爸每次喊她，都是‘芳哎，芳哎’，在家看到妈妈做事，爸爸也总是说‘我来，我来’。”
而章医生从不喊她的名字，大部分时候用“嘿”代替，孩子在的时候就是“姆妈呢”、“姆妈呢”。
除了种菜和劈柴，章医生不做别的家务，“扫把倒了都不会扶一把”。杨本芬一边做零工，一边带三个孩子，里里外外地忙活，有时实在忍不住抱怨一句，“你就不能搭把手？”得到的回复永远只有三个字，“命要紧”。
什么叫“命要紧”？杨本芬不明就里。几年后才知道，章医生早年在部队里染过肺结核，不能过度劳累。谜团解开，她迅速地原谅了他。不做家务不要紧，只要能多给她一些温情和疼惜就好。
然而，愿望再次落了空。
她生病，在厕所吐得天翻地覆，对方不闻不问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，“问他为什么不关心？他就是沉默，逼不过终于开口，讲一句‘晓得你不会死’”。后来母亲过世，杨本芬天天以泪洗面，心里很希望丈夫能来劝劝自己。结果，“他半句话都没讲过，再也没提过妈妈，再没和孩子们提过外婆”。
年轻时，她哭过，控诉过，大吵过，但每次吵架都吵不出个名堂。章医生即使知道自己错了，也不会认错，更不会劝慰人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赶紧走人，在医院住几天再回来，留她一人在家里哭得肝肠寸断。
“我模样不错，能说会写，手脚麻利，为什么不值得他珍惜呢？”她百思不得其解，只能用对方悲惨的身世作解，“他也是个可怜人，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送人，后来养父母在土改中被斗死了，亲生父母又不认他，他才会对家庭如此冷漠”。
最绝望的时候，杨本芬想过死，可是看着三个孩子稚嫩可爱的小脸，她又舍不得。偶尔章医生自知理亏，回家时会买两块她爱吃的豆腐，或者吃饭时给她舀一碗鸡汤，她又心软了，似乎看见了一丝曙光，“为了孩子，日子也要过下去，心里盼望着他会对我好”。
她就这么盼望着，盼望着。六十年过去了。
《我本芬芳》出版后，豆瓣短评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，是“气愤”。许多年轻读者心疼“惠才”在婚姻中受到的冷遇，痛骂“吕”是个渣男。
看到这些评论，杨本芬很难过，难过到后悔出了这本书。“老爷子绝对不是一个渣男”，她替他辩护，“他是个非常好的医生，对病人很爱护，工作负责是不用讲的”。
丈夫是个老实人，身为妻子的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。“他不抽烟不喝酒，不暧昧不玩钱，就老老实实地赚工资回来。”有一次，一个病人为了感谢他，往家里送了只土鸡，杨本芬回想起来觉得蛮好笑，“他吓得不得了，生怕受了贿赂”。
在儿女眼中，章医生也不失为一个寡言但温和的父亲。二女儿章红的记忆里，父亲“不打人，不骂人，对孩子们没得说”。章红上中学时，每天早晨会经过一条小路，草丛中的露水总会把她的裤脚打湿。她从没提过这件事，但父亲察觉了，“他就大中午在那儿锄草，我当时特别感动”。
后来，章红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，成为一名作家。姐姐和弟弟也都考上了大学。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，这在八十年代的边远县城，是件颇为轰动的事。
章红将其归功于父亲和母亲的共同托举，“每到杂志征订季，爸爸就会把单位的征订目录带回家来，随便我勾选。姐姐要高考，也是爸爸彻夜排队，替我们买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。他和妈妈一样，对孩子在学习上的需求，都是全力支持的”。
长大后，章红反复思考过父母的婚姻问题。一桩没有坏人的婚姻，为什么两个人都不幸福？
她觉得，从家庭合作体的角度来看，这段婚姻是合格的，“我成长的过程，无论是上学，结婚，生孩子，都很顺利，因为父母一直在帮助我，我是他们婚姻的受益者”。
但她深信，妈妈的痛苦也是真实的。性格不合是一方面，“如果用光谱来比喻性格，他们两个属于光谱的两极，我爸爸不能满足妈妈的精神需求”；
而在父权社会中，丈夫对妻子习以为常的轻视，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，“对外人不好是会有后果的，但是妻子是自己人，对她不好，她也不会离开，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很普遍的事情”。
杨本芬承认，丈夫确实不是一个坏人。她见过许多更加悲惨的妻子。曾经的左邻右舍间，家暴是常有的事，半夜睡觉，总能听到隔壁女人被丈夫毒打时的求饶声。
她讲起来也叹气，“那男人平时看着还挺像样子，但是打起老婆来，像抓鸡一样，从这头丢到那头”。没有人替她们伸张正义，“女的自己挨了打，也羞于告诉别人，怕被看不起”。
她们那辈人，婚姻不幸福的概率太高了，而绝大多数妻子都选择了隐忍。
杨本芬也从未想过离婚，母亲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的观念对她影响颇深，“女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，都想往好了过，不想轻易把家庭拆散”。她自己的幸福，永远排在孩子们的幸福之后，“不离婚，小孩起码有个完整的家，如果离婚了，三个小孩就不见得都能考上大学”。
“结婚，是最没意思的事”，她在书里写。章红和姐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杨本芬对她俩说，你们不要结婚，至少不要太早结婚。
“很多人的子女没找对象，就很无奈，很着急，但我不这么想。找到好的，志同道合的，能够互相疼惜，这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如果找到不好的，那何必找呢？自己生活反倒更好。”
好在，孩子们都过得挺幸福，生儿育女，有自己的事业。但她内心始终怀有一份对女性境遇的悲愤和同情。那个年代，一辈子都没有在婚姻中得到温情和爱护的女性不在少数，许多人都对此习以为常，在日复一日的痛楚中变得麻木，早早地失去了对情感世界的渴求。
杨本芬是个例外。人至暮年，她迫切地想为自己，还有和她一样的老妻们发声，“婚姻对女性是不公的。就算家丑外扬，我也要把这些事写出来，对于女性来讲，这也是一种警醒，让她们知道还有这样的婚姻”。
对于一个一生追求体面的八旬老人来说，把自己最隐秘的伤痛书写下来并公之于众，绝非易事。
章红觉得母亲的决定很勇敢，“如果她想要美化这段婚姻，其实也很容易，但她敢于面对内心最真实的感受，敢于面对生活的真相，而不是粉饰太平，只去呈现美好的那面”。
回首这一生，杨本芬常自嘲是个背时的人，“想读书也没有读到，想工作也没有找到好工作，丈夫也不疼惜，命就是这么苦”。
从晚年开始写作，是记录，也是为了解惑。妈妈的一生为什么这么艰难？全家人为何都像水中的浮木一般挣扎求生？自己倾尽所有，婚姻怎么还是不幸福？
写作的念头一旦出现，就再也无法压抑下去。60岁，她在女儿家的厨房里写，在外孙女的摇篮边写；70岁回到南昌的家中，她伏在用飘窗改造成的书桌上写，在阳台的缝纫机上写；80岁，她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支撑她久坐，她就半躺在藏青色的皮革沙发上，用iPad一笔一划地写。
苦难和伤痛是命运对写作者的馈赠。杨本芬从不需要打破脑袋去想，故事就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来。她的文字有一种被生活浸泡透了的鲜活，普通话夹杂着湖南方言，字句看着都普通，但排列组合在一起，就是特别有韵味。
你若问她，写了20年，解惑了吗？她摇摇头，仍有许多事情想不通，搞不懂。
但她不那么悲伤，也不那么恨了。一遍遍地书写让她变得平静，也让她原本枯燥乏味的晚年变得丰富起来。
她十年前学会了打字，每写完一篇故事，就贴在天涯论坛上。她有一小群忠实读者，每当看到有人跟帖，她好感激，定要仔仔细细地挨个回复，“谢谢你来看呀”，“老都老了，有你们这些朋友和我交流，我好幸福”。
后来《秋园》出版，成了榜上有名的畅销书，她也成了“网红奶奶”。一拨拨的记者踏破了她家的门槛，沉寂了几十年的老屋突然变得热闹起来。
对名利，她看得很淡，但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。每次有记者来，她都像任何一个寻常人家的外婆一样，早早地准备好热茶和水果等候，临走还不忘往记者手里塞一把花生糖，“拿着路上吃”。年轻人也喜欢她，大部分记者回去后一直和她保持着联系，生活有了好消息，总不忘跟她报喜。
腿脚不便的晚年，杨本芬被“枷”在这间老屋里，所幸有写作，她的世界才变得宽广、自由。她甚至有能力在她82岁生日这天，用刚刚到手的版税请全家人吃一顿生日大餐。“以前都是孩子请我吃饭，终于轮到我请他们了”，她乐呵呵地告诉我。
女儿章红也很为母亲的成就开心。她对杨本芬说，“如果你没有这种写书的兴趣，你现在的生活中就只有膝盖疼、家务事、照顾爸爸、和钟点工她们相处，多无聊呀”。
外界给杨本芬的爱和肯定，也多多少少抚慰了她在婚姻中不被善待的失意。
她从前写东西，喊丈夫来看，对方望都不望一眼，她好伤心。但现在不会了。豆瓣上有一万多条短评，无数网友热切地盼着和她交流她写下的文字，她读得津津有味，兴致来了再把自己写过的故事看一遍，“这些东西竟然都是我写的，真不敢相信，写得真好哟”。
她曾是卑微的妻子，一辈子盼着获得丈夫的疼惜和温情。可她现在不盼望了。在“今天脱了鞋，不知明天穿不穿”的年岁，她觉得时间好宝贵。她要抓紧时间，把脑子里的故事都写下来。这是她能为自己做的，最好的一件事。
*部分图片来源于腾讯视频《倒带》，其余图源受访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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